“ 苏州作为江苏省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如果单列,省内财政的一大部分就要直接归中央,江苏财政难免捉襟见肘。
考察中国的万亿GDP城市榜,我们能清晰捕捉到入选副省级城市的规律,要么是上海、北京这种经济政治中心,或者是南京、武汉、成都、杭州这种强省会城市,再者就是深圳、天津、青岛、宁波这种直辖市或者副省级城市。
然而前十中,排名第七的苏州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苏州并非计划单列,也非经济特区,只是一座普通的地级城市。作为苏南经济的领头羊,苏州曾与无锡等苏南城市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苏南模式”,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代名词。
相较于如今的苏州,历史上苏州的政治地位基本上一直与经济地位同步提高。“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苏州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河流纵横交叉,湖泊星罗棋布。南北朝之后,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农业逐渐发达,隋朝修通南北大运河后,作为沟通江南河道的交汇地,苏州成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政治地位也水涨船高。
唐公元758年,节度使署进驻姑苏城,到了840年,苏州更是成为全国州府十望之一。1127年北宋灭亡,赵氏家族南迁临安,作为拱卫都城的要地,苏州一时间颇受重视。到了清代,苏州被划分给了江南省,这时,正好江苏巡抚驻苏州城,苏州趁此体验了一把当省会的感觉。
在中国,长期在文化和经济上繁荣的城市并不多见,上海虽然经济发展比苏州耀眼,但在城市历史上仍逊色三分;而历史上曾经“烟花三月”的扬州、开封等城市,如今却都默默无闻难觅辉煌,很难再与苏州相提并论。
真正扼杀苏州政治话语权的是上海地位的迅猛提高。自近代以来被迫开埠以来,上海不但在经济上取得更大成就,更是打造出了中国对外交流窗口这一名片。
随着经济的腾飞,上海这座“远东巴黎”也开始谋求更高的政治地位,从原本属于苏南地区的普通城市,到1928年成为特别市,再到建国后被划为直辖市,上海的政治地位飞速上升,进而奠定了其在华东地区的龙头地位。
放眼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已经有了南京和杭州两个副省级城市,再有同级的城市必定会稀释上海的政治地位和资源配置,而如果苏州成为计划单列市或者副省级城市,必定对偏居江苏西南一隅的南京产生影响。因此,历史原因形成的南京、杭州和上海三个政治强市无意间却默契地架空了苏南或者说苏州,形成了政治地位塌陷区。
虽说上海架空了苏州,但在经济发展层面上两者的关系又十分“暧昧”。苏州经济之所以能长期不强劲,和上海强大的经济影响密不可分。纵观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的发展史,苏州的发展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上海发展历程的映射,当然苏州在上海的崛起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座城市一直“眉来眼去”,甚至还传出了“上海合并苏州”这样的都市传说。九十年代,各地如火如荼地参加计划单列市的评选(计划单列市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计划单列市的收支直接与中央挂钩,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两分,而无须上缴省级财政。出任这一行政区官员的品级为副省级),不论从最初的十四个计划单列市,还是到现在精简后硕果仅存的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五个计划单列市,苏州从来没有占得一席之地。单单就落选计划单列市本身而言,回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苏州经济尚处于蹒跚起步阶段,甚至还比不上无锡(从苏B是无锡就能看出来),“苏南模式”尚在萌芽,没有评选上计划单列市也并不是什么不能接受的事。作为一个行政市,苏州居然有4个县级市,这也造就了苏州特有的县域经济,所以我们说苏州这个城市如何如何的时候,万万不可脱离它管辖的县级市,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县级市财政和市辖区财政的区别问题。我国的县级市,在行政上归省直辖,地级市只是负责代管。这一点在财政上尤为分明,相较于市辖区,县级市只需将一小部分财政上交市里。
比如号称“中国第一县级市”的昆山市,虽然隶属苏州,但是发展重心是一直积极融入上海,而不是苏州市区。长三角一体化带来的新机遇
2019年12月,对长三角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规划纲要》全文共有3万多字,多次提及苏锡常以及苏州下辖的市(县)区等,尤其提到要推动上海与近沪区域及苏锡常都市圈联动发展,构建上海大都市圈,推广上海临港、苏州工业园区合作开发管理模式等重大利好消息。
在未来,苏州必定是上海大都市圈的副中心城市和长三角城市群重要的次中心城市。“长三角一体化”将成为苏州应对风险挑战的“定盘星”,实现转型升级的“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