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城市化领域和本地工作了20余年的观察员也很难相信，在一些传媒地产资本渲染的“新一线”之首——存在感几乎仅次于北上广深的成都市北二环路外侧，尽然还有这样风貌的房屋。毫无疑问，这是坐在各种金碧辉煌“腾讯大厦”内容审核部门工作者（也可能只是一部冰冷的机器）很抗拒用同理心去思考的一件事，当代的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虔诚地对待一份有关城市更新和民生安定的舆论工作。 

事实上，观察员就是最先富裕起来的那一批人，表示自出生起就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30多年以来，在城市化和资产价格超速发展的城市新区越来越光鲜亮丽并吸引摄影师长枪短炮自发性宣传的时候，城市中轴线的另一面、离天府广场仅仅五公里不到的中心城区，城市居民居住环境贫富差距正在以近乎极端的面貌展现在观察员面前。如果协调发展、分配公平和共同富裕确实不是一句空话的话，舆论中的觉悟派、正义派，持有社会发展资源的知行合一派，都应该将关注重心，从已发展地区和发达地区，逐量分配到这些被遮盖在主流视线后处于困境中的角落中来。

一般来说，只有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市政公共建设才会来得如此缓慢。如果不是为了最终的房地产销售利益，我们认为很多新区最近十年的发展成果也不会见效那么快。从2012年开始，北站的改造就纳入了公众视线，历年来媒体反复报道后，都是实质性的“少有进展”，而这个时间跨度，包含了最少四任市长任期。

每个新老成都人都知道，北乱南富，东穷西贵——这一归纳总结已经成为很多人安家置业的简易操作指南。说实话，看了南门一些富裕阶层直到今天都还要迫不及待地想要把容积率灰色空间甚至是公共空间纳入私有财产范围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的发展也没有舆论渲染地那么不可一世。在有关什么是真正的“先进”和“高端”这一博大精深中文释义话题前，你我身边这些有产人那抹“金融橙”的成色，着实让人觉得不够漂亮。

回到城市更新本身，面临阶段性的困境，应该理性接受。新区一马平川，容易发展，但同样也由于太容易发展，而导致发展过快而平均质量严重受限；旧城的产权和传统利益复杂，更新确实不易，所以一般等到它足够旧——旧到无法再修缮甚至面临更多社区安全隐患的时候，更新则变得顺理成章。

城市更新一定不光是解决眼前的棘手问题，而是在超前的规划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低成本资金和先进人力都极为有限的今天，社会肯定没有太多富余精力再给到规划决策机制去试错甚至去实现积木游戏场景式的造城梦，意味着「更新」工作的每一步都将变得异常谨慎，几乎已经无法再容纳任何重大闪失。对”安全“的释义不过也应当如此，城市更新在代码层面确保安全，才是一切表面现象安全的基石。

观察员刚上大学时，上海火车站周围也是“一贫如洗”，治安不太给力。但我们确实用成果证实，上海火车站仅用了短短十年时间，就从失序拥挤的电子零售和务工集散地，变成了现代化的高级商务中心和城市群通勤枢纽。经济向心力可以决定楼宇高度，有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上层建筑的成色，但上海和成都位于同一个国家不是吗？很多一线城市能做到并且做好的事，准一线城市不应该差距太大，否则这一盘棋在我们看来也可能就是真的分了一个“泾渭”，南北差异，东西有别。倘若是这样，所有曾经有能力远走高飞，平步青云的先进工作者自愿回到家乡或选择落户，就会宣称受到了无法接受的欺骗。既然城市发展可以通过数据制作和感官营造就实现短暂腾飞，那谁还会再寻求科学发展决策和具有主人翁精神的城市治理呢？

很多自媒体喜欢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吸引流量，或是用于谄媚。我们用极长时间的经验与实践过程中的惨痛教训告诉这里的大家，城市发展和更新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朝夕之间的决定性变革。城市化的客观阶段性决定了这一进程是长期而缓慢的，火车北站从最初落成到首次结构性更新，用了30年，随后的时间内不断缝缝补补、少量优化，也仅仅是维持了核心建筑组件的最低限度体面与可观。70年的发展，火车北站中央大厅再也无法满足城市长期高质量发展的使用需要，迎来了不得不拆除重建的第二次历史命运——而方案则早早地在十余年前就开始了设计研讨。 

我们可以看到，来自骨干级力量的工作已经先于绝大多数方面为这里带来了结构性基础。从城市快速路网到大容量轨道交通线路，从现代新兴社区到经济改善型商业消费载体，北站地区周围已经完成了城市化第一阶段所需要的几乎全部准备工作。地标建筑的重建，往往可以获得最多的关注和舆论传播效应，但是城市关联系统生态建设的全面启动才是吸引更多资源到来以及最终留下长期发展的根本要素。 

长期在成都这一类城市工作的人们应该不难发现，很多规划会随着策划设计管理团队的不断更替而变得虎头蛇尾，甚至不了了之。绝大部分的城市更新区还未得到充分有效发展，其中的一些街区和社区就因为管理不善而成为新的矛盾中心，在困境中快速衰败。城市更新的本质意义如果失去了，城市更新也就成为了资本“打新股涨停板”投机式赌博。能负责任地建设和管理宝贵土地上的不动产资源，才是不折不扣的谎言。 

从现场围绕的大量火柴盒式破旧居民区来看，火车北站的更新不会一蹴而就，也没法一蹴而就。横跨整个街区、拥有南北广场的中央旅客站厅和周围规划的立体交通系统只是开端，有效解决居民居住环境的改善型搬迁并腾出更多可供单一业权性质物业持续性建设运营的土地才是当地面临的真正挑战。当地居民获得新的居住场所的同时，集中权益组成的发展用地企业股权，也许是一个值得商讨的可持续方案。我们不希望城市更新涉及的土地只是拆了就卖给开发者，开发者在利益压榨最大化的思维下，又以最廉价的方式散卖回给社会公众 ，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无异于一场永远不会结束、从上至下的生意。哦不，当然会结束——通常以最为难堪的方式。

我们已经决定在有关城市建设的报道中，全面弱化其建筑规模与投资的表述，甚至开始弱化城市与建筑设计和其炫酷效果图在未能实际兑现前的传播性赞美。在经济繁荣阶段，务虚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务实，尤其是产业链水平决定性因素已经不再以开发者视野为转移的今天——是的，危机四伏的今天，节约又整齐地做好城市桥梁侧的每一张防护网、铺平道路上的每一个窨井盖，考虑好地标建筑上的每一扇窗户如何开，公共场合的剩余空间是用来积灰还是开拓成补充功能，都将逐渐成为观察员和越来越进步的市民群体关心并在纸上或心中默默写下点评的关键点。

管理城市只是执行者的一般必要工作，控制眼前的超常规案例也只是解决眼前问题。火车北站的第二次改造蓝图一经出现，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如果不能实现空前，就必然面临绝后。好的方案和好的建筑一样，通常可以用上100年，且越久越值钱，世界上绝大部分真正稳定繁荣超过一两个世纪的城市并不多见，快速爆发的地区往往快速衰落，如果不是通过特殊手段制造资源无限制堆积的阶段性假象，很多新发展地区对真正通过科学积累程序发展出来的大企业或机构不会有太多吸引力。

优化我们的言论性措辞，是不得已且费事费力的事，如果有关方面能从“软化”过和精挑细选的词汇中看出我们的良苦用心，也是一种值得。真正具有长期监督实践基础的方面，不大可能会对真实或不真实抨击感到不所适从，因为其自身应该知道自己坐在决策办公室里的方式是几斤几两。在这个物质发展相对已经比较充足的时代，我们换个地方工作，留给大家一份最基本的体面，也是对当今社会资源代际传承方案妥协和尊重的表现。

看过历史书的都知道，曾经先进的方面主动伸出橄榄枝想要与更具影响力的方面寻求合作并共享成果的时候，过分注重自身利益且无在内部法统一思想的他们表示拒绝，最终失去了发展权被历史淘汰。我们不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第二次，因为国民党确实在中国台湾被证实丢掉了它的第二次救赎机会。国人的意识形态不管套上什么凛然大义的外衣，时间一长，本质都不会相差太大，所以我们才要再一次的提醒目前正在领导国家城市发展的一些方面，历史不会给彼此第三次机会。因为民族古语说了——「事不过三」。

当很多先富和暂时拥有职权稳定阶层的生活正在从以不充分劳动就可以维持相对富裕的情况开始在新浪潮下变得具有挑战性而感到不适之时，看看这些直到今天大半辈子仍然生活在我们出生之前水平的人们，也曾为各种社会现象不够满意呐喊过的我们，是不是应该先为社会主动多做点什么——尤其是当你的工作声明负责对象和工资来源负责对象产生了不可调和矛盾时。

我们坚信，（建立在多数劳动力资源剩余价值上的）少数地方的发达不一定是规划管理者成功的最终佐证，先富拒绝带动后富或表演式地带动，反而成为一种集团失败与信誉破产的象征。真正的危机不是人们纷纷开始抱怨传统资本主义世界的阶段性波动必然，也不是因为中高产阶层暂时被取消了过多的虚荣性消费，而是任凭后来的人们再怎么努力与奋斗，都很难实现个人价值和人生理想——对资源分配和社会公平失去希望和信任，才是当今城市社会面临的最高危机。

一个真正有吸引力的国家，从来不是因为它有一座或少数几座令世界仰望的城市，而是任何一座城市，无论规模大小，都同样怡人与现代化。每个人心里的那张选票都很宝贵，兼具了与生俱来的公义觉悟、融合了社会主义先进观念和国际骑士精神的当代民主性质政党及其统一战线如果有海外票仓，我们心中的一票都将不动摇地投到这里。无论什么浪潮、哪个阵营亦或是再多的主张博弈，我们都将只看是否「共富国兴，民强安邦」——这一个事实性结果。

愿我们城市中心枢纽的这一次由表及里，由外至内的大改造序幕是真的拉开了，因为等得真的太久了，以及确实真的没法再等了。这一系列带着满满诚意的（电子化）善意传达如果最终还是无法面世，轰鸣的印刷机器和“线下手写”就要踏着一些人梦魇般的恐惧，径直地朝他们开过去了。从小就接受过资源倾斜、受到过国内外高等教育、率先觉悟起来并懂得多给后来的舆论管理者留一些进步时间和空间的我们向你们做出一个最终性的表示：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乱来。